正文 
身陷囹圄
1937年7月30日，日军侵占了北平及天津地区。北平自此陷入长达8年的日伪统治之中。燕京大学在学校纷纷内迁的大潮中依靠英美差会的背景而生存下来，在日伪的逼迫利诱下巧妙周旋竟也安然度过了四载春秋。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也遭遇毒手，于当日被日军关闭。除外籍教职工被羁押外，一些中国教授与学生也被捕入狱。赵紫宸时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是被捕的11位教职员之一，其他十人分别为陆志韦、洪煨莲、张东荪、邓文如(邓之诚)、刘豁轩、林嘉通、赵承信、陈其田、蔡一谔与侯仁之。
赵紫宸于1926年受聘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教，自1928年起担任宗教学院院长，是中华基督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888年2月 14日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191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而于此前的1907年受洗加入基督教监理会。1914年赴美国留学，就读于田纳西州梵德毕尔特大学，获哲学硕士与神学学士学位。1941年，经圣公会何明华主教按手，赵紫宸成为中华圣公会会长。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被日军指控有亲美的嫌疑，并进行反日宣传，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受监禁193天。邓之诚先生在《燕大教授案纪实》中认为赵紫宸被捕缘为其在校中职位之重要。与同狱的其他人受刑挨打相比，赵紫宸基本上未受刑罚之苦，这也约略透露出日本军队对于他的无理指控相对较轻，未视之为要犯。赵紫宸出狱后写有《系狱记》一书，详细记录了狱中的种种经历，充分表达了他的民族气节与宗教热忱。
朴素的爱国情怀
赵紫宸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又被按立为中华圣公会会长，是中华基督教会的领袖人物。在知天命之年突然遭受牢狱之灾，确实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考验。虽然有对于前途未卜的忧虑，但是因有梦兆在前，所以赵紫宸被捕之时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并无惊慌失措，反倒心境坦然。将所要遭遇的视为磨练，当作一种未来的良好准备。
赵紫宸和其他被捕同人在狱中受到了日军的生活虐待与精神折磨。牢狱的饮食较为粗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变为恶劣。刚开始还有热腾腾的大麦粥伴以萝卜干，加上还有家人或是学生送进来的食物。及至从西苑宪兵队沙滩地窖转移到炮局日军监狱的时候，一日两餐，饥寒交迫，不免有腹泻与胃病的发生。赵紫宸先生曾赋诗自嘲道：“朝食窝窝是杂粮，晚餐细粟灿金黄。残蔬许有维生素，清水应如救命汤。子夜辘辘盘露井，萧晨橐龠鼓空囊。瘦来玉骨难盈把，乱卷须髯作老苍。”(见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二卷，下同)。
牢狱的环境自不待言，薄衾耐不了冬日漫长的寒冷，赵承信病重，蔡一谔患了伤寒，陆志韦痢疾，赵紫宸先生也觉得视听昏蒙，其他人大约也都沾染了这样或是那样的疾患。而过了五月的热气和牢狱里的臭气混合一处，又有虱子蚊蝇助阵，患病者日众，个中的苦楚非其中人真是难以言说。无怪乎赵紫宸先生在别狱的诗中慨叹：“森罗地狱复何如?四月艰辛已耐居。伏枕无眠数蚤矢，临餐作恶唾腥余。”
其间还有日军的责罚，稍有不顺其意的地方就有被打骂上刑的危险，还会有罚跪或是罚立的后续。如果审问时有不招承或是含糊不清之处，就会被灌水受刑罚。蔡一谔、陆志韦、戴艾桢等都曾受到日军的侮辱，然而日本人的威吓和凶恶更加激发狱友的爱国心，也增加了彼此的团结精神。
在这样的境遇下，赵紫宸表现出朴素的爱国情怀和日益坚定的心志。这种心志更多地凸显出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个普通的基督徒的心怀意念。赵紫宸所表现的对于国家患难的忧虑与对于日军侵略的愤慨并没有豪言壮语的修饰，而是流淌在心头与笔尖的—股股热流，虽然包裹了一层平和的外衣，但依然无法遮掩那种真诚的热情。
被捕之初，经过燕大西校门时，他叹息道，若中国不胜利，便决志不再见此地。听说有复校的可能时，赵紫宸还愿意不被释放，足见其内心对于日军的抵制。困于牢笼之中，心情也难免在低沉与坚忍间徘徊，然而亦是思家念国的情怀。除夕之夜，他想家，想妻子，想儿女，想朋友，又想世界的前途，情不自禁，又吟了一首诗：“今夕回头看，人寰极变程。衅端开日美，战祸合俄英。风至潮难遏，山崩石自倾。漫漫除岁夜，万死咽群生。”《系狱记》一书中的诗词有158首之多，涉及信仰、家人、国家以及牢狱生活，约占整个篇幅的四分之一。这些诗词是赵紫宸内心情愫的自然流露，也是他抵御牢狱苦闷枯寂生活的呐喊。那些低回或是平静的吟唱深处更多的是一种无言的坚忍与奋争。及至日本投降，赵紫宸再搬回燕园时终于可以直抒胸臆，他傲然地说：“日本人从哪里赶我出来，我现在向哪里回去!日本人从哪里出来，现在就向哪里滚蛋!”
面对日军的审问，赵紫宸从容应答，表明了自己所信守的基本理念。据同时入狱的学生陈嘉祥回忆，日军提审首先要求笔答一份所谓《燕京大学抗日容疑取调询问》八题，包括：个人之普遍思想，对美思想，对日思想；学校援蒋抗日策动；学校抗日教育；学校亲美教育；对共产党及其外廓团体之认识及关系；与共产军之联络；学校内之抗日团体；其他。赵紫宸受审时所作答的问题大概与此大同小异。他表明武力侵略下中日合作的不可能，更谈不上两国亲善，而且素来不问政治，专心教书，一志传道；爱国爱同胞是不假的，痛惜同胞的颠沛流离是实在的，至于有什么政见，足以答复日本人，还够不上。关于燕京教职员学生抗日的情形，赵紫宸表示因身在国外知道得不多，但亦表示同人爱国忧国，这种事情原是意中事，日本不占领中国的土地，不攫取中国的主权，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有。他举出蒋介石是举国抗战的决心和勇气。对于日军所盘问的学校组织与抗日宣传等问题，赵紫宸都灵巧地回避了重点，绕开了日军的圈套。本着和平的精神，赵紫宸始终认定日本要征服中国是两个民族共同的不幸，中国只要求独立自由，一个国家，必须有此。
赵紫宸也曾感慨：“未能报国宁无愧，不免思家剧可怜。”包藏了多少毕竟是书生的无奈。然而亦有铮铮铁骨与赤赤丹心在坚忍中生发：“鼓动思潮翻脑海，鼎腾怒血灌心田。节当归汉尊苏武，义不帝秦赞鲁连。”“武穆《满江红》，忠言洵不刊。文山《正气歌》，风檐曾翻看。赖古多此贤，夫岂日孤单?”又言：“违心未免忧名节，献媚多应畏子孙。”以求“寸心不愧天”。事实也确是如此。
信仰弥坚
赵紫宸在肉体的煎熬与精神的窘迫中得以坚强地站立，来源于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如吴耀宗在《系狱记》序文中所言，在六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他的信仰是更深刻、更超越、更纯化了，认为他与上帝的精诚契合，使他得到更直接而亲切的启示，像古代为正义而受逼迫的先知一样。赵紫宸在信仰不断净化的同时，也为他所服膺的真道做了有力的见证。
吴耀宗所说“直接而亲切的启示”大约是指《系狱记》中所记述的六次睡梦得到应验的经历，从被捕到获释都有梦的预兆，贯穿了赵紫宸牢狱生涯的始终。这是基督教所讲的经历与神同在的个人体验，也是赵紫宸心志益坚信仰弥笃的重要因素。
1941年12月10日，赵紫宸晨起祷告，以自己为罪恶世界的一分子，尤其是中国的一分子，不得不深深地忏悔。故始终以身受牢狱之苦为洗涤罪恶，竭力自忏的机会。受1942年1月10日睡梦的启示与鼓励，赵紫宸切念不忘，坚定“站稳了”的心志。
2月8日由沙滩地窖转至炮局监狱后，情况急转直下，从饮食到环境都变得十分恶劣。赵紫宸心里倒很平静，安慰悲观的洪煨莲教授上帝必实行拯救。话语中透射出信仰的坚定与力量。
自2月18日到3月15日，赵紫宸开始了孤囚生活。性情中人不免愁苦难捱，于是咬紧牙关，默然精修，以此为与上帝交际和洗涤心志的地方。赵紫宸为自己立了功课表：第一是自省忏悔；第二是代祷，为国家联军祈祷，为世界的和平祈祷，为家人儿女亲戚祈祷，为朋友为教会祈祷；第三是吟诗；第四是个人的祈祷。如此按部就班地做来却也免去不少心中的孤单与疑虑。在牢狱里默然精修或许更是一种属灵的争战，有外在的逼迫，有内里的忧愁，这样的试炼是极大的，也生发了更为牢固的信心与坚忍。赵紫宸决定出狱后与妻子昭事上帝，宣传基督，并作诗记录以明志：“敛目凝神终日间，不求玄理不参禅。惟因孤寂思之子，更欲精修吁上天。到此方知情可贵，从今只合爱当先。得归应与开经席，学道著书养暮年。”赵紫宸也是按照这样的心志去做的。他在教会里担任了教导工作人员的事工，并著有《基督教进解》与《圣保罗传》两种重要的神学著作，教导信徒与世人在战乱中能够鉴古知今，获得知识与鼓励。
此后直至6月18日，赵紫宸先与洪煨莲同住，后又与邓文如、张东荪同囚，总算结束了孤囚的生活。这一时期赵紫宸不仅在信仰上继续得到锻造，也开始思考一些重要的神学命题。与洪煨莲同住时，两人都是基督徒，他仃讲目约早晚祈祷，彼此启发互相勉励。正所谓“寂寞深时悟亦深，与君仰受主规箴。经言默诵承开悟，圣业清修得养心。”
除了原来所定每日的功课外，赵紫宸开始思考耶稣的死与救赎的关系。此前赵紫宸服膺人格论的哲学，以为耶稣的死表示了上帝的爱，告诉我们罪恶的丑恶，竟把耶稣钉死了。一切赎罪的论证，无非是神学家的曲解罢了。然而牢狱的生活使人能够彻底地谦卑沉静下来，赵紫宸摆脱了人格论与道德论等哲学理论的束缚，转而向《圣经》来寻求。赵紫宸从《罗马书》得到启示，认为要背起十字架与耶稣一起走由死得生之路，并在后跟随他，直入永生。与邓文如、张东荪合处一室时，赵紫宸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认为每一位信徒应从基督得到力量担起道德的责任来。
赵紫宸注重强调信徒的躬身力行，要在跟随基督的经历中去体验生命的完全。这也使赵紫宸对于生命和牢狱生活的体验更深一层，他自我反省在燕京大学时期服从科学态度、理性主义而执持的宗教，实在只是借宗教的名行道德的事，两端俱脱了空；宗教不是道德式的生活，乃是人因信接受基督，与上帝复合，而有了真的解放与自由。至此，赵紫宸才真正悟透了自己所需求的真理与《圣经》中的真道，破除了原来持有的宗教经验与道德伦理观念，虽有身体的劳苦，内心却是新的。这一阶段的诗词也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诸如“宗教精粹为言则，唯爱生涯在我躬。坐对虏廷千里外，操持圣诀一心中。”“长跽对神明，呼吁致诚虔。奉献感恩心，忠贞命可捐。福音在舍己，至道有真诠。”
三个月的牢狱生活里，赵紫宸常常来切切地仰望上帝，他说：“我的心已经受了洗涤，确是清洁的，无依无靠，无财无势之地，我只依赖上帝。”
探索与追求
赵紫宸出狱后，依然居住在沦陷区，借钱售物，生活甚为困苦。时得其弟子与宋棐卿慷慨救济免于饥寒，又有华北中华圣公会凌贤扬会长将其居所迁入圣公会的一座小楼上，安排他做些文案工作，让其在教会里负责讲授《使徒时代的教会》与《圣保罗的生平与著作》，教导教斜申职人员。赵紫宸也借此将自己累积之神学思考笔录成书，1943年9月一挥而就《基督教进解》，1944年11月又写成《圣保罗传》。这两本书是其后期较为成熟的代表作。他在《基督教进解》的自序中说：“余既遭缧绁，抱瓮幽栖，唯一生涯，即为不断之祈祷，自谓瓦器之中，宝或存焉。故敢奋一时之狂言，求全国之警悟。”在《圣保罗传》代序诗中又云：“狴犴阴翳不可言，举世茫茫失本原；我且为之陈理解，耶稣之道一传宣。”赵紫宸不是躲进小楼做一种无关痛痒不问春秋的学问，而是张扬着一种积极人世的基督精神。“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赵氏尊崇杜子美，《圣保罗传》中独引其诗句，大概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然而赵氏不再感时伤怀，而是在昂扬一种奋争的精神。他所描写的第一位向外邦传道的圣徒保罗，足以表示出这位圣徒在外面的压迫，内部的纷争之中，所彰著的勇往直前，全无畏怖，完成圣业的精神。当时中国教会与信徒所面临的境况与使徒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作者的心怀意念不言自明。
赵紫宸也在继续思考如何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由基督对于个人的拯救延伸至国家与世界。他在《基督教进解》中提出，宗教乃是生活，是向前维持而发展生活的动程；宗教是保存价值的，也是可以创造物质精神与人的品格的，宗教有永久不废的事功。归根结底，赵紫宸将希望寄托于基督教，即舍基督无救法；战后互惠平等公道正谊之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亦需仰赖基督教之力，不然其后之惨烈更甚于今日。
赵紫宸本是一介书生，不想年过半百却遭遇人生最惨痛之经历，身心受到极大的磨练。半年的牢狱生涯将其个体的生命更为真切地投放到国家民族的悲惨命运之中。赵紫宸在切切仰望上帝的进程中，也开始把上帝对于个人的救赎扩展至苦难的中国和纷乱的世界。他在牢狱的思考及其后进行的思索并写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清晰地显映出一个学者以身系学折射下的以心系国的影像。我们暂且不去评价这种努力的结果如何，就是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怀，这样一种坚忍与奋争的精神，足以立身而不悔。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 2008年第3期（总第5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