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研讨会会场]

　　中国基督教两会于 2006 年 11 月 28 日 － 30 日，在上海举行“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中国基督教咨询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罗冠宗同工、沈德溶同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季剑虹长老、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牧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两会负责同工；神学院校的历史课程教师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王作安 先生，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 任杨同祥 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卓新平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杨慧林 教授等有关部门领导、国内知名学者约 150 人参加了研讨会。

　　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副局长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应邀致辞。他说，举办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就是鉴往知来，通过回顾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及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思考今日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方向和努力途径。他说，回顾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就是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国基督教怎样才能成为中国社会中有机的、和谐的组成部分，如何才能不断地同中国社会一道进步，如何才能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最后强调，《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 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 这是对宗教正面社会功能的肯定，也是对宗教界的期望和鞭策，为中国基督教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教会人士应当紧紧抓住，有所作为，从而加快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季剑虹长老在开幕式上说， 2007 年是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我国大陆传教 200 周年，境外一些教会组织和学术机构已经或正在筹备纪念活动，其中有一些组织借此鼓吹对华传教、福音占领中国，否定和诋毁中国基督教的三自原则，企图达到重新控制中国教会的目的。如何认识传教运动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是中国教会十分重要的课题，不仅涉及历史评价，而且对中国教会的今后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基督教两会召开 “ 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 ” 学术研讨会，目的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阐述中国基督教三自原则的立场，让国内外人士了解三自原则的教会性、神学性、合理性、必要性，向世界发出中国教会的强力声音。

　　研讨会分为“初期对华传教运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教会的觉醒与三自爱国运动、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四个专题，共宣读论文 27 篇。与会人士从政治、神学、文化、历史及社会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不仅在有关中国基督教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广泛共识，而且一致认为，坚持三自原则、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是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方向和努力途径。

　　最后，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牧师在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 “ 传教运动被殖民主义利用 ” ， “ 在传教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认识传教士 ” ， “ 传教运动对中国教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 ， “ 中国教会应该吸取的教训 ” 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基督教走三自爱国运动道路的必然性，以及取得的可喜成就。曹牧师强调：中国教会必须由中国信徒独立自主地来办，中国教会的主权必须掌握在有爱国爱教觉悟的中国基督徒手中；从宗教属文化领域的意义来说，中国基督教必须大力进行神学思想建设，使中国的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在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基督教应该传扬的是 “ 和平的福音 ” ，传教的手段决不能与福音的内容相违背；中国基督教的前途在于发展 “ 自我 ” ，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建成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并对普世教会有贡献的中国教会。

　　本刊选录部分论文观点登载： 金陵协和神学院 徐如雷 教授在其《基督教新教的传入》一文中说： 一般说，新教 ( 基督教、耶稣教、更正教 ) 是十九世纪初才开始传入中国的。 1807 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来华，到 1839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时期，也可说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利用基督教侵华的开始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清政府虽然腐败无能，对外国侵略势力早己处在被动和消极防御的地位，但仍不失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对外国侵略势力尚能采取闭关政策，对基督教也明令禁止，企图借此抵制外国势力的入侵，维护自己已经不稳的封建统治，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是开始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还不是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那样的积极支持传教士作为侵略先锋。因此，这一个时期中，前后虽有 32 年之久，但来华传教士不多，所谓传教活动也只是准备性质的。

　　1807 到 1839 年间是基督教传入我国的开始时期，也是英美侵略者利用基督教侵华的准备时期，这里有两点值得再提一提 : 一是传教运动的本质。传教并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我们不仅可以从这个运动的时代背景，也可以从这些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来认识这个运动的本质。这个运动不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而且一开始就受到“商人”和殖民主义国家的支持。美国奥立芬商行就曾免费运送来华传教士达 50 余次，并且在广州免费供应住宿。对于传教士所从事的出版和教育活动也都竭力支持。这些来华传教士也的确没有辜负主子的拳养，他们在中国积极搜集情报，忠心耿耿地为罪恶的鸦片贸易服务，不少人还直接担负起英美侵华政策的执行人。在 30 几年时间内，他们一起招收了不满 100 个教徒，而且大多是他们所雇佣的工人和教会学校的学生。这些教徒，由于传教士的思想影响，有的往往丧失了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对祖国的忠诚，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外国侵略者的内应。二是传教运动开始时期的一些活动方法。上述这些活动，都是试探性质的，准备性质的。因此《十字架征服中国》的作者在该书第 14 页上说，这个时期的传教士，“好比训练营中的待命士兵一样，他们准备着随时参加即将来临的战斗行动”。

　　金陵协和神学院教师陈永涛牧师在其《近代传教运动中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及其评析》一文中说，

　　基督教是一个差传的宗教。当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到一个新的地方时，就面对着处理基督教与被传播地的文化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基督教与被传播地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传教士同样需要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

　　当新教传教士在 19 世纪的传教运动的大背景下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时候，他们习惯于将基督与西方基督教、甚至西方文化相等同。在他们的理解和解读中，基督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是如何在中国当时的处境中用中国文化去阐释基督福音的问题，不是如何让中国人明白福音接受福音的问题，也不是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的问题，而是如何用基督教“占领”中国“征服”中国或改造中国的问题。因此，当时的传教士所关心的大多不是传扬基督和好的福音，而是传播基督教，特别是已经西方化了的基督教，或“基督教文化”。他们最关心的甚至不是中国人是否成为基督徒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是否成为某一差会的信徒，或是否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基督徒的问题。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要成为某一宗派传统的信徒，而不是基督的门徒。

　　尽管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宗派背景，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理解是基本相同的。首先，传教士认为，他们所理解和接受的西方化的基督教是神圣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唯一的救法。其次，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优越的，并非其他文化可以相比。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甚至可以取代其他的文化。这样的理解决定了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因此，虽然也有一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抱欣赏的态度，但“从整体上说，面对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近代传教士的态度是惟我独尊，排斥异端。近代的传教精神更多地体现出西方列强的殖民精神。”（孙江，《十字架与龙》，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第 82 页）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这样说似乎并非太过夸大。

　　在近代传教运动中，传教士在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大体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势不两立，中国人要想成为基督徒，二者只能选一。要么孔子，要么耶稣。另一类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并非水火不容。中国文化并不是完全邪恶的，其中也有好的东西，可以为基督所成全。本文尝试对这两种基本态度加以粗线条的勾勒，并对这两种态度作出简要的分析。

　　无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持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对当时的传教士来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耶稣与孔子，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在处理这个两难问题的时候，传教士过于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使他们对中国文化不可能看得合乎中道。在他们的预设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就不是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因此，文化交流也是不对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近代传教运动中，传教士在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在某种程度上难免会有“文化侵略”的嫌疑。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史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在论述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时，认为文化侵略或者“文化帝国主义”是存在的。他认为，文化侵略或“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种文化有目的地反对另一种文化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侵略。”但他同时指出这种侵略必须在政治、经济及军事压力同时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36 反思近代传教运动，由于传教士所持守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心态，使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时候，难以有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结果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教士与中国士绅之间引起了不少的抵牾。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和好的福音。基督教所传讲的应是这一和好的福音。但由于传教士，特别是那些主张“孔子或耶稣”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傲慢，不但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成为“未完成的相遇”，而且在近代中国社会引发了一系列的教案。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加以反思并引以为戒的。当我们在反思传教运动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历史地去看待问题。一方面，传教运动的确将基督教带入中国，这是一个事实。但另一方面，传教运动带入中国的基督教的形象，是相当负面的，它阻碍了中国人接受基督的福音。这也是为什么从 19 世纪末开始，中国基督教有识之士相继倡导自立运动、本色化运动，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通过发起三自爱国运动使在中国的基督教成为中国的基督教，逐渐改变传教运动所传入的基督教的负面形象。

　　今天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更好地见证基督，传扬福音，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合宜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我们具有双重的身份。这种双重的身份要求我们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保持应有的张力。中国文化不是基督教非此即彼的对头，如那些主张“孔子或耶稣”的传教士所认为的；中国文化也不是基督教可以容忍的对象，如那些主张“孔子加耶稣”的传教士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是我们在中国的处境中阐释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资源。没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真正相遇，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国基督教。因此，我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的内容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杨慧林 教授在其《早期教会大学的两种授课语言及其传教观念》一文中说， “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总序，珠海：珠海出版社， 1999 － 2005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以教会大学“作为传教媒介”（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 1999 ）的初衷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在于：基于对受众和“目的文化”（ target culture ）的不同理解，以齐鲁大学（基督教联合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教会大学选择了全然不同的教学模式。这两种教学模式的区别，首先体现于作为不同授课语言的汉语或者英语。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分别选择的授课语言，既反映了不同的传教观念，也引伸出一些悖论式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只能在语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语言”，那么追溯当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是有意义的。

　　一、“中国化”与“化中国”的语言载体
　　1 、 齐鲁大学：英语意味着“世俗化”
　　2 、 圣约翰大学：英语是“道德的语言”

　　二、两校“学潮”的相似结果及其相反起因
　　1 、 齐鲁大学：学生要求开设英语课
　　2 、 圣约翰大学：中文成为“进步或革命的语言”

　　三、大学制度的变迁与神学教育

　　吴小龙 博士《细节的警示》一书引用过一组耐人寻味的数字（吴小龙《细节的警示》，上海：三联书店， 2004 ， 114 － 115 页。）：在 1924 年可资查考的大约 90 篇“非基督教”文章中，批评《圣经》的只有 1 篇，批评耶稣的 3 篇，批评教会的 5 篇，批评基督徒的 11 篇，其他一般性的批评共为 34 篇，而专门针对基督教教育的批评则有 36 篇。当然，造成此种情形的直接原因在于当时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不过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组数字的启示远不只如此。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晏可佳 教授在其《 马礼逊的传教事业：从社会史的角度看》一文中， 从社会史的角度，简要回顾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华（更正确说是在汉语地区）传播基督教的经历。之所以采用社会史的切入点，关键是为了避免所谓的“宏大叙事”以及单纯从传教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基督教史。

　　之所以把马礼逊当成基督新教入华的传教的象征，不在于他是最早进入中国境内传教（还有比他更早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也不是最早向华人（或者汉语地区）传教的西方传教士，而是因为他全方位地开创了诸般传教的模式；他全方位地开创了诸般传教模式，其重要性不是因为他在所有的传教模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天主教早期传教士如利玛窦等相比，他的成功实在微不足道，而是因为他开创的这些传教模式，为今后的传教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个人禀赋等等的复杂背景下所继承或者发扬广大。实际上，基督新教在中国的走向，实因国际国内的局势、国内外的政治以及文化的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即便基督新教在近代历史上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传播，若置于社会史的视野加以考察，也不能够排斥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可能性，甚至还不能排斥个别的传教士利用历史的时机不恰当地谋取教会甚至个人的利益。

《天风》记者:王荣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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